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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瑟纳尔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让阅读和旅行成为她真正的学校。米歇尔·德·克央古尔对以积累财富和延续家族姓氏为天职的资产者生活嗤之以鼻，他喜欢冒险，热衷旅行。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并不欣赏专门的儿童读物，更愿意和年幼的女儿一起朗读阿里斯托芬、但丁、莎士比亚、拉辛、夏多布里昂等经典作家。

玛格丽特从小立志成为作家。18岁那年，父亲出资为她出版了一部题为《幻想之园》的诗剧。为了这本书的出版，玛格丽特在父亲的帮助下起笔名尤瑟纳尔。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实际上是将原来姓氏的字母进行重新组合，克央古尔（Crayencour）变成了尤瑟纳尔（Yourcenar）。后来，这个笔名在她1947年加入美国籍时正式成为了她的合法姓氏。

早在1920年代前半期，日后的一些作品已经在年轻的玛格丽特头脑中渐渐萌芽，正如日后“七星文库”版尤瑟纳尔《小说集》的年表中所言：“作家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将在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变迁之后，出自十九岁到二十岁之间这些纷乱的梦想里。”后来以《哈德良回忆录》和《苦炼》为题而问世的两部小说，正是在这些纷乱的梦想中萌芽。

1929年对于尤瑟纳尔而言有着转折点的意味，两件大事在这一年里相继发生：一是父亲病故。米歇尔，这个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似乎一事无成的人，却让年轻的玛格丽特意识到他度过了自由而丰富的一生。另一件事是《阿历克西，又名徒劳无益的战斗契约》问世，这是尤瑟纳尔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主人公在苦闷中的精神探索为小说打下了深刻的纪德影响的烙印，但是年轻作家的个性与潜质已经崭露头角，引起当时评论界的关注。

接下来的1930年代是在频繁的旅行中度过的，这一时期尤瑟纳尔的主要目的地是希腊和意大利。需要指出的是，作家本人对于作为欧洲文明源头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倾心，并未妨碍她对于其他人类文明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了解。尽管她从未高喊过今天盛行的“文化多样性”的口号，但她面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开放态度，在早期作品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1938年出版的《东方故事集》就是一例。这部集子一共收录了10个故事，篇幅短小，时空背景跨度极大。其中有对中国道家寓言、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和印度神话的改写，另一些则取材于巴尔干地区的歌谣传说和当代希腊的社会新闻。尤瑟纳尔笔下的东方故事，延续了浪漫主义时代如拜伦、德拉克洛瓦等文人、艺术家对东方世界的向往，也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思想界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潮流相契合。因此，这些故事看似并无统一的主题，但在异域色彩和奇幻的想象背后，透露出的是尤瑟纳尔对人类境况始终如一的深沉思考。就题材和篇幅而言，《东方故事集》在尤瑟纳尔的全部作品中可谓别具一格，然而无论是洗练、机智的语言风格，还是其中透露出来的哲思，已经显露出尤瑟纳尔写作成熟期的某些重要特征。此外，这本书连同尤瑟纳尔在1930年代出版的其他作品，散文诗集《火》（1936）、随笔集《梦与命运》（1938）以及小说《慈悲的一击》（1939）等，与作家本人当时的生活状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年轻作家的旅行见闻和情感经历，与对历史、神话和现实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在这些体裁、内容变幻多样的文字里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得到表达，也得到升华。

1949年初，一个偶然事件为尤瑟纳尔的生活带来改观。新年刚过，她收到一只从欧洲寄来的箱子，那是战前她寄存在瑞士洛桑经常下榻的一家旅馆里的。这只劫后余生的箱子里，除了一些失效的文件契据，还有她本人几乎已经忘记的关于哈德良的小说手稿。此时，尤瑟纳尔清楚地看见了自己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完成这本关于哈德良皇帝的书。当年未谙世事的年轻作家，迷恋的是富于艺术气质的哈德良，然而刚刚结束的战争使她对哈德良的形象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经历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之后，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1951年12月，《哈德良回忆录》在法国出版。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我开始瞥见了死亡的身影”，垂危之际的哈德良皇帝在给继承人马克·奥里略的一封长信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尤瑟纳尔塑造的致力于振兴罗马帝国经济，维护与周边国家和平的哈德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折射了作家对建立一个繁荣安全的世界的愿望。当然，这部作品大获成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哈德良有关爱情、疾病、生死等人生经验的沉吟，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遍意义，哲理与诗意兼备。

1971年，尤瑟纳尔被比利时皇家学院接纳为外籍院士。正当她稳步走向荣誉的顶峰时，自1950年代末罹患癌症的格雷斯·弗里克的病情却无可挽回地每况愈下。接下来将近10年的时间里，尤瑟纳尔没有远行。多年后回顾这段时期，尤瑟纳尔称之为“静止不动的生活”。平静的生活正是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良机，尤瑟纳尔长期以来对以佛教（尤其是禅宗）和道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宗教和哲学深感兴趣，这个时期她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留下不少读书笔记。这种兴趣不是肤浅的猎奇，甚至也不限于纯粹智识上的满足，而是将阅读所得融入自己的心灵世界和日常行为，比如她常常念诵佛教的四弘誓愿，时时注意身体力行。

1979年11月，格雷斯经过与疾病的长年抗争后去世。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法国媒体正在沸沸扬扬地议论尤瑟纳尔能否成为法兰西学院自1634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不朽者”。1980年3月，尤瑟纳尔入选法兰西学院。当选的消息传来并没有阻挡她远行的脚步，她重新出发的第一站是加勒比海群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年届八旬的尤瑟纳尔迸发出过人的活力。一方面，她不仅多次重游欧洲旧地，还走访了埃及、肯尼亚、印度、日本等从前未曾涉足的国度；另一方面，她的新作源源不断地问世：翻译的古希腊诗集《花冠与竖琴》（1979）、随笔集《时间，伟大的雕刻家》（1983）、《作为朝圣者和外来者》（1989）和游记《牢狱环游》（1991）。最后一部书名取自《苦炼》主人公的一句话，20岁的泽农离家出走，准备到大千世界中去寻求知识时说：“如果一个人在死去之前连自己的牢狱都没有走上一圈，岂不荒唐？”

1987年12月17日，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缅因州荒山岛的一所医院里去世。尤瑟纳尔回忆自己出生的情形时说过，她的生命在保姆和佣人的手中开始，她同时预言也将会在医生和护士的手中结束。深冬时节，在这个远离欧洲的小岛上，没有家人的陪伴，也没有媒体的窥探，她孤独、安详而骄傲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文学日渐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字游戏，甚至沦为大众娱乐的20世纪，尤瑟纳尔犀利地指出：“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人关注智慧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的那些人中，大多数只停留在描绘混乱状态，超越这一状态以试图达到某种智慧，一般说来已不再是现代人的做法。”不同于20世纪这一普遍趋势，尤瑟纳尔的写作始终着眼于探究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根本问题。晚年的尤瑟纳尔之所以选择以回忆录的形式回顾自己的经历，丝毫不是出于浅薄的自恋，乃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可供剖析的人类的样本。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深受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浸润的尤瑟纳尔，后期的世界观逐渐显示出一个深刻的转变，那就是对生态问题的密切关注。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她目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环境的加剧恶化，用尤瑟纳尔自己的话来说，“从对人类的思考转向对土地的思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尽管它最终令人获益良多。”这一过程使她对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端更加警觉，也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人类只是无限时空中一个暂时的现象，自然是比人类更长久的存在。尤瑟纳尔的后期作品体现出一种超越狭隘的人文主义的广阔宇宙观，静水流深，思想愈见深邃，语言愈见明澈。她的最后一部小说《默默无闻的人》（1982）中，主人公纳塔纳埃尔在弗里斯兰的一座荒岛上感受到自己是“万物中之一物”，这种体验令他沉醉，平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但愿有神明，让人的心灵能够包容一切生命”，尤瑟纳尔选择《苦炼》中的这个句子作为自己的墓志铭，并非偶然。

（本文作者段映虹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新版《东方故事集（插图本）》的译者，译著有《苦炼》《文艺杂谈》《论埃及神学与哲学》等，也翻译了尤瑟纳尔传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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